10月19日，十九大代表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，到2020年，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。在涉高考话题自带“热门话题体质”的背景下，“全面建立起新的高考制度”的表述一出来，立马引发广泛关注。

　　什么是“新的高考制度”？其意味着一“新”字而尽出。这里的“新”，不是秋毫之变，而是除弊之后的布新，其含义理应置于教育改革“破旧立新”的框架脉络中去理解。

　　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启动了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，其标志就是2014年8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《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。意见明确，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，2017年全面推进，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，形成分类考试、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。

　　“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”的节点，与意见明确的“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”时间点吻合，并非偶然，因为新高考制度正是后者的题中之义。

　　意见勾画出的改革路径，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(继续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、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，部属高校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等)，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(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等)，改革招生录取机制(大幅减少、严控加分项目，招考相对分离，自主招生办法规范公开等)，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(改革考试科目设置，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等)，也指向了新高考制度的特征。

　　而“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”，则锚定了此次高考制度改革的层次与规模。“全面”不是“局部”更不是“初步”，它对应着改革领域的广泛涉及、地域上的普遍覆盖，也意味着改革在由点到面的渐进链条上走到了压轴式位置。

　　就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改革导向“全面”昭示的那样，改革有个由浅入深、由单项到多项再到全面深化的过程，而高考制度改革也到了趟深水区阶段。

　　“这次高考制度改革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规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广、难度最艰巨的一次改革”，这就表明，高考制度又走到新的历史节点，相关改革也会是一场“历史性变革”。“一旦维新时势异”，高考制度全面呈现出新气象，也是种与时俱进。

　　与时俱进，也是问题导向下的改革奋进。十九大报告指出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。“不平衡不充分”体现在教育层面，就是唯分数论影响全面发展、一考定终身加重学习负担之弊，是区域、城乡入学机会存在差距的短板，是加分造假、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的不足。

　　高考制度的全面革新，就是为了进一步增进教育公平。尽管实现任重道远，但无论这5年间高校录取率最低的省份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由15.3%降到4%以内，还是随迁子女异地参加高考人数是5年前的36.5倍，抑或是浙、沪启动的“3+3”科目改革已显成效，都为循序推进打好了基础。

　　有初心，有决心，方有始终。不忘教育公平初心、不乏攻坚克难决心的“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”，发出的是强音，增加的是公众在教育上的获得感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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